论起汪曾祺与徐城北的关系，我觉得有些微妙。根据徐城北的叙述，他先是跟着沈从文先生学习文物专业，就是进国家历史博物馆学习青铜器的鉴定，但是后来没能坚持下来，于是跟着陈半丁转学书画，再后来就转向了中国戏曲，跟着吴祖光、汪曾祺学京剧。按说徐城北是沈从文的学生，与汪曾祺是“同门”，但他又撰文自称沈从文为“太老师”，盖因城北之母子冈称从文先生为师。
作者王道
虽说既是同门，又是老师，徐城北对这位亦师亦友、且是美食家同行并不客气，直接在书里“怼”汪先生的“杨花萝卜”：“汪曾祺写文章夸耀自己家乡的小萝卜，因为是在杨花飞舞时节上市的，故称‘杨花萝卜’。仅这一点，我就肯定是汪先生‘编’的。江苏高邮的民众，不会如此看重‘杨花飞舞’造成的意象，更不会有汪先生的审美闲情，绝不会把时令和萝卜放在一起。随后，汪先生在行文中继续‘蒙’人，他说故乡小孩子经常一边吃小萝卜，一边唱着顺口溜：
人之初，鼻涕拖，油炒饭，拌萝菠。
“萝菠”是高邮对于萝卜的叫法，这是汪曾祺在文中的注解。徐城北先生说，汪先生这一“自按”不是白加的，它为故乡的小萝卜增加了经典性。“更重要的是，汪先生把这一顺口溜当成了诗，上下左右的‘天地’很大，于是读者心灵上的空间也很大，也就随着汪先生的笔触去驰骋了。”
徐城北继承父母的事业靠着一根笔杆子打天下，他的戏剧文论不用说了，美食文章更是京都一绝。我在拜读徐城北的美食著作时发现，能入他法眼的美食家不过三四位名家。周作人、梁实秋，好像有一次提到了香港的蔡澜。但他把心目中第三名的位置却留给了汪曾祺。
汪曾祺的《萝卜》一文发表于年，当时汪曾祺已经两次回到家乡高邮，应该说他对家乡的记忆和调查不会有差错的。来看看汪老的文章：“杨花萝卜即北京的小水萝卜。因为是杨花飞舞时上市卖的，我的家乡名之曰：‘杨花萝卜’。这个名称很富于季节感。我家不远的街口一家茶食店的屋下有一个岁数大的女人摆一个小摊子，卖供孩子食用的便宜的零吃。杨花萝卜下来的时候，卖萝卜。萝卜一把一把的码着。她不时用炊扫洒一点水，萝卜总是鲜红的。给她一个铜板，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萝卜。萝卜极脆嫩，有甜味，富水分。自离家乡后，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
为了查询高邮“杨花”时节的传统，我在《高邮州志》里看到了这样的记录，说每年立春时节，高邮当地都会在东门外举行隆重的“打春牛”仪式，而在清明时节则会将种子选好浸泡在缸里，还插上杨柳枝，以示“九尽杨花开，农活一起来。”由此可知，当地人对于杨花是很熟悉的。
当我向高邮的老教师任俊梅女士打听“杨花萝卜”时，她说：“杨花萝卜太大众啦！谁都知道。杨柳花飘了，春意浓了，杨花萝卜就上市了。像胡萝卜一样粗细，鲜亮的红皮，根部是白的。萝卜缨碧绿好看。脆脆的，比苹果好吃。”她还发来春季拍摄的照片，看上去就像是画出来的。
看汪朝写父亲，说她在工厂时无论谁病了，师傅和同事们必会上门探望。有一次汪朝同事上门来，“老头儿”开了门说了声“汪朝，找你的！”接着就钻进屋了。人家同事说老头儿架子大，为此汪朝提醒父亲下次记得和人家打招呼。“他记住了。下次我们同事来了，他不但打了招呼，还在厨房忙活半天，托出一盘蜂蜜蘸小萝卜来，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满了牙签。结果同事们都没吃。我抱怨他，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呢，小萝卜太不值钱了。爸觉得很奇怪，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汪老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沈从文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这个格高（说慈姑比土豆）”。“老头儿”就是这么不按常理出牌，我总觉得他和萝卜的感情很近。
我感觉徐城北低估了汪老与“杨花萝卜”的感情，从而引起了小小误解。但深读徐城北的文章会发现，他意不在此，他要表达的是，汪曾祺对于美食写法的“意象学”。“看来，介绍美食很需要先在自己心灵上形成意象，然后再生发出美文来。”徐城北后来又在文后附言说，曾有高邮读者指出当地确有“杨花萝卜”说法。为此徐城北专门说明自己的误会和不对，“但精思之后，觉得汪先生善于抓意象的写法，确比寻常以写实手法描绘美食的文章，要高出不知多少倍。”徐城北说，他由衷佩服汪先生，“只可惜在其（汪曾祺）生前向他请教得不够仔细。”更使徐城北感到遗憾的是，他从没有吃过汪曾祺做过的菜，但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反倒是因为觉得机会太多了，于是就一再拖延下来，最后拖成了永久的遗憾。
但是对于汪曾祺做菜的“内幕”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曾特作一文《汪曾祺与他的“票友菜”》，“票友者，本来是梨园绝对不敢轻视的一批人，他们懂门道，但又不完全陷进去。从这点讲，汪确实‘像’，或者干脆就‘是’。他习惯或总是在文化氛围中做菜。主客谈着文化上的事情，气氛已然很好了，这时汪端上自己的美食作品，请大家如同看他的小说一样赏析。这时，总是有客人发表高见，其他人轰然喝彩，然后汪自己解释，既肯定了大家的厚爱，又奇兵突出，发表一些惊人之语。再经过吃饭者的传播，汪之能做饭的名声就大啦。”
徐城北后来在《大菜小炒》里写汪曾祺做菜的生活场景，使人如临其境：
“作为生活中的个体之人，面对同一个菜，其一生不知要潮（或吃）多少次，但每次与每次都不同。我们知道，老作家汪曾祺是善于做菜的。他是江苏高邮人，所以江苏菜他知道很多；同时抗战期间在云南度过，所以云南的菜肴（以及原料）他都饱含感情。在新时期的北京，他生活在一个怡然自得的文人圈子里，他有了闲暇，于是许多朋友在他家里都吃过他亲手炒的菜，朋友们高兴，他也高兴。但每次与每次的菜都不尽相同，因为汪素来是以创作的态度去下厨房的。”
按照徐城北先生的说法，他与汪曾祺先生认识近四十年，“而且从家庭背景和个人气质上讲，和他也都是很近的。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沈先生和我父母半师半友的关系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他汪先生是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偏偏现在的我也力求这样做。”
徐城北说他二十几岁时进入京剧团认识了汪老，《凌烟阁》、《王昭君》、《一匹布》等，“我当时还在自寻前途时，汪曾祺的戏犹如一道霞光，照亮了我自修编剧路的前程。”
至于汪曾祺与京剧的关系，徐城北坦言，汪曾祺本想在京剧中试验一些东西，但没想到一拳打到了城墙上，他还希望年轻的徐城北与京剧摔摔跤，汪曾祺致信给徐城北：“我不脱离京剧，原来想继续二十七年前的旧志：跟京剧闹点别扭。但是深感闹不过它。在京剧中想要试验一点新东西，真是如同一拳打在城墙上！你年轻，有力气，来日方长，想能跟它摔一阵跤。”
汪曾祺赠给徐城北、叶稚珊的画作。
后来，汪朗先生在文中引录这段话的同时也提及：“爸爸曾寄予厚望的徐城北，没过多久也让京剧摔出了跤场。”徐城北先生认为，此话也对也不（完全）对。“说对，是因为早就离开了京剧编辑生产的第一线；说不（完全）对，是我转换了一个方向去展现我对京剧的研究。我曾请汪先生给我一本谈京剧文化的书写序，他在序言中一方面说我干京剧是‘自投罗网’，同时也认为我对梅兰芳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以为是深刻的，独到的’。最终徐城北以完成‘梅兰芳三部曲’为证，自称‘也算是完成了汪曾祺一个心愿’。”
对于汪曾祺先生的一生经历，徐城北发现，汪曾祺自从去了一趟湖南桃源后，似乎开始把专业从京剧转到文学上去了：“（汪曾祺）写了一首让他自己都十分感动的诗：‘红桃曾照秦时月，*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大约从此时起，他和京剧的缘分告一段落，则把经历和兴趣又转回到文学上去了。”
对于汪曾祺与酒的关系，徐城北也自有他的见解：“按照汪的老朋友林斤澜的说法：‘要是没有酒的力量，就没有汪曾祺这20年的作品。’初觉得未必，后来想想，或许也对。汪确实是离不开酒（与烟）的，因为有了它们，他的文章及小说才如此漂亮；因为有了它们，他的绘画才如此超脱。……但事情又得反过来想，如果一切从长计议，让汪少喝些酒，使得创作生涯再长一些，让他潜心在园林书画中（其实就是在类似《红楼梦》的结构当中），多多玩味几年，说不定在其晚年就真能把这些零散的短篇又重新搭建出一个典雅富丽而又充满风土气息的长篇的！然而一切都是命，命运只让汪零散‘玩着’写短篇，他在这些短篇中集中显现了自己，这样他也就完成了自己，不虚到人间跑了这一趟。”
看汪曾祺曾年1月致信徐城北：“今年大年初一立春，是‘岁交春’，据说是大吉大利的。语云：‘千年难逢龙华会，万年难遇岁交春’。那天你可以吃一顿春饼。”
不知道徐城北那天吃没吃春饼？不过我看他特别喜欢汪曾祺的画作，还用在了自己的著作里，图中画的是一个高高的大花瓶，又以浓墨写枝干从瓶口“倒泻”出两束梅花，还有两个可爱的毛茸小鸟。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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