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人民挣扎于买菜问题的一个月里，我读了两本关于食物的书。
一本是日本记者西川惠写的《菜单中的秘密：爱丽舍宫的飨宴》，一本是英国学者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写的《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
在伪饥荒时期读这样满篇宴饮的书，就像在回南天里盖着冬天的棉被睡觉。醒来时常有一种沉重粘腻的倦怠感，背后渗出一层层冷汗。
前两天受了一次俄罗斯人的宴请，在一家菜单都做成书本状的文学餐厅，被塞了三道沙拉，两道热菜，一盆红菜汤配辣根酒，最后来一小块蜂蜜蛋糕。两道热菜分别是高加索羊肉馅饼和克里姆林宫鸡肉丸，的确满口溢香，唇齿流油。
但老实说，这一顿霸道的美食带来的喜悦，并不及我回家看到门口一箱子莴苣干带来的十分之一。
在俄餐厅好不容易吃完甜品的那一刻，我不禁想起在费尔南多-阿梅斯托书里关于暴食的一节。
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食量与威望等价的时代。罗马君王阿尔比努斯因为一餐能吃颗无花果、1篮桃子、10颗蜜瓜、20磅葡萄、只*莺和枚牡蛎知名。年约克大主教就职日庆祝大餐的食物包括0只绵羊、头猪、只天鹅（这也能吃？）、只鹅、0只阉鸡、0只野鸭和水鸭等等。
伦勃朗名作《伯沙撒的盛宴》
巨量进食的目的并非单纯的炫耀，同时还有制造威望的功效。庄园主人将剩菜分配给贫穷的邻居以彰显自己的美德。美国名媛孔苏埃洛（丘吉尔的祖母）嫁给英国贵族，成为布莱尼姆宫的女主人后，坚持分给穷人的剩菜里面鱼肉不能混杂，甜咸务必分开，因此广受爱戴。
西川惠在食物的附加意义这个层面上，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横切面。
爱丽舍宫的食物象征系统简直如同雪花牛肉上的纹理，细密曲折，四通八达。有些藏在菜单里的心机高深得简直像是自说自话，根本不关心对方能否意会，或者干脆就是享受那种对牛弹琴的居高临下。
比如密特朗总统招待克林顿的时候用了没有等级的波尔多地区拉克鲁斯酒庄红酒搭配主菜“鹌鹑焖松露”，在名酒如云的波尔多地区实在是藉藉无名。
西川惠给出了两种猜测，一是密特朗要叫懂酒的克林顿看看“我们法国多得是你们美国人不懂的宝贝”，二是由于克林顿上任一年多后才访问法国，令人感觉他疏离欧洲，密特朗才故意在大厨给出的菜单中选择了中档的方案。
而招待几任日本首相的菜单，明显表达出爱丽舍宫对首相*治生命的预测。比如在羽田首相到访时，国际上一致认为羽田内阁不会长命，居然连法国四大酒庄的酒都没用，只端出了普罗旺斯的地方酒。
两年后，希拉克总统招待村山富市首相时，却端上了“目前为止招待日本首相欢迎宴上最高级的餐点”，主菜用了尚未断奶的羔羊腿肉，配以勃艮第产区的特级酒。希拉克改善日法关系的迫切心情溢于餐盘。
这些都是只有在食物供应力量充足的情况下才会衍生的趣谈。今天，这样的杂谈都有了些奢侈的嫌疑。
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在谈论暴食的章节里说，“食物分配链联系了社会，创造出互相依存的关系，抑制革命并使附庸阶级安守其位。”
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现实到危险的程度。实际上在食品工业化时代出生的人们，早已忘了食物匮乏（的可能性）会给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何种摧毁性的打击。
疫情让习惯了稳定食物供应的城市居民忽然陷入一种意义体系上的混乱：食物究竟只需要果腹？还是同时具有精神稳定剂的效用？甚至还标志着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捍卫态度？
在忽然降临的匮乏状态下，食物表层叠加的非生存性意义渐次剥落，回归了原始时代的神赐色彩，笼罩上一道（荒诞的）圣恩光芒。
肠胃实在是健忘的器官。刚刚过了两年，当年蹲在武汉家里三个月的张老师（自嘲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上海人的困境已经无法感同身受，我提醒她多囤些冷冻蔬菜或者罐头，她也迟迟不觉得紧迫。
她忘了自己在年那个寂静的春天，因为在小区里偶遇一辆载着新疆援汉牛肉的小货车就激动地给我发了两分钟语音。
至今我们也不知道那辆车来自何处，为什么既不叫卖也不离开，就那么静静停在小区里等着张老师买走最后一块上好的牛腱子肉。但那的确成为她漫长的封闭生活里的一个奇迹。
倒不是她有多爱吃牛肉，或者缺乏食物，只是因为忽然之间获得了一种非必需的食材，且不必为此付出额外的努力和代价。这种稀松平常的食物自由，成为日常生活回归的标志。
而在张老师与我讨论上海人民究竟为什么喊饿的同时，一位在上海独居的同学，仅仅为了收到一袋没有发芽的土豆就激动得发了一条朋友圈。
而我已经在淘宝订购了一批冷冻蔬菜，两单番茄罐头，一箱菜干。这些决策是随着我的焦虑升级而次第做下的：
冷冻蔬菜两周没有发货，因为仓库在上海，正在加紧建设北京仓库；
新疆番茄罐头遭遇大批囤货，北京现货一抢而空，发货日期写到了两周后；
菜干则是我从知乎“如何囤菜”问题下的回答里刨出来的救急方案，至少有了莴苣干、万年青干之类的，吃泡面也有个伴儿。
腌笃鲜之类的时令菜肴，及其携带的精神尾韵，随一个动荡的春天被奢侈地浪费了。
未来还可能有多少无伤大雅又无关紧要的饮食心情被迫抹去呢？我不算个悲观的人，至少我还幻想在某个夏日，会忽然收到张老师在三月下单的那一份油焖春笋。
lafuenty